中国科技工作人员数量世界第一，为什么技术对外依存度却在70%以上？如果说科技投入不足是个问题，那么科技工作人员投入产出太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因此，在一套法制框架下建立“能够对每一笔科技投入产出进行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就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

  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中国曾有非常先进的四大发明，为什么牛顿式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学术界探索了半个世纪至今没有答案的“李约瑟问题”。笔者的答案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认知惯性驾驭我们的时间太长了，导致我们在“应试教育甚至应试科技”中不能自拔。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一种维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性质。科技界保持这样的惯性也是很正常的。牛顿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任何组织或个人创新的加速度与其所受到的合外力成正比，与其质量成反比。作为一个要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国家，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评价制度上为科技工作者施加外力的时候了。

  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核心在于“技术增加值”。通俗一点说，就是任何一个科研项目，能否立项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能否找到技术增加值”，完成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技术增加值”。所有的论证、评价、投资等科研行为都围绕这个“技术增加值”展开。《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提出一系列方法，可以计算每个人、每个团队、每个法人在每个科研项目上每年的技术增加值。许多人不太相信能做到这一点。笔者相信不但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可能会成为一门学科。

  普遍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但作者觉得，知识不是力量，科学技术也不是生产力。关键是需要转换，创新都在转换中，而我们恰恰忽略了转换。中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最大的瓶颈不是在获取知识、传播知识方面产生的障碍，而是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出现了“严重障碍”。

  一般观点认为，只要学习，就离学习型组织不远了。只要创新，就离创新型组织不远了。但作者觉得，学习型和创新型组织的关键是：能否保持一定的初速度和加速度。达不到一定的“门槛值”，创新无异于浪费。

  学习和创新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需要成本来维持的。学习型和创新型却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需要输出利润的。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组织有学习行为，但并不全是学习型组织。只有当“学习”的速度和加速度大于“落伍”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候，才能可以称为学习型组织。一个企业有创新行为，但并不全是创新型企业。只有当“创新”的速度和加速度大于“磨损”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候，才能可以称为创新型企业。

  一个企业创新的速度和加速度一定要满足一定的门槛值。如果达不到这个门槛值，创新就会变为“成本”而不是“利润”。法国协和飞机是一个创新，但企业因此倒闭。日本企业是通过将压力分解到每一个人身上，来提升企业创新的速度和加速度的。牛顿加速度定律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创新要达到一定的加速度是不可能的。今天，中国的科技评价制度对3500万科技工作人员提供的外部压力不能说没有，但不足以保持比较高的创新加速度。中国“蓝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亿民工）的投入产出效率”已经与世界水平相当，甚至超出世界水平。这是前30年中国经济快速地增长的基本面。但中国“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8000万人）的投入产出效率”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这应该是今后30年中国经济快速地增长需要挖掘的基本面。目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白领“逍遥法（投入产出标准）外”。中国要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目标，必须从现在起下“狠心”设计一种“严酷”的科技评价制度，连续不断地从这些“白领”身上“榨出”更多的智慧，连续30年使每个人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年递增10%以上，从总体上确保中国“创新”的速度大于“磨损”的速度。

  创新型国家建设问题能聚焦为两个指标：一是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这是科技界对政府和企业的诉求，目前已经看到处理问题的希望；二是科技投入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这是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界的诉求，目前还没看到处理问题的曙光。在这两个指标中，科技投入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是决定性因素。转化效率高，企业和政府就愿意投钱，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就“失望”和“惜投”，进而采取“购买技术”的行为。

  创新问题能聚焦为两种创新：一是科学技术创新，这是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二是科技制度创新，这是科技官员的责任。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科学技术创新本身，而是科技制度创新远远落后科学技术创新，甚至慢慢的变成了“桎梏”。没有科学技术制度创新的支撑，科学技术创新肯定走不远；没有科学技术创新的鲜活，科技制度创新也就走不动。

  科技制度创新包括体制、机制、标准、文化4个层面，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是缺乏机制和标准。

  2005年10月25日，法新社从巴格达发出一则电讯，认为造成美军伤亡的致命武器是反抗分子埋设在地下的土制炸弹。为解决此问题，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商务机会网站发布了编号为“FBO#1451”的招标信息：寻求“有技术资格和能力演示一种安装于地面车辆上能探测土制炸弹和反坦克地雷的高性能透地雷达（GPR）的公司”。招标书要求在提供雷达技术性能指标的同时，提供雷达技术管理指标，即提供该雷达的WBS列表，提供每个WBE的QCD和TRL，并要求TRL最低应该达到5级，其中70%的WBE的TRL一定要达到7级以上。令人遗憾的是，这则公告中提到的技术管理指标中国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看懂！这表明中美在科技管理标准上的差距至少有50年！3个标准可以举证这个结论：工作分解结构（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美国在1965年就开始研究，1975年正式颁布了MIL-STD-881A（防务装备项目工作分解结构)。其中WBE是指能够独立表达、测量、交付的工作分解单元；获得价值管理（Earned Value Management/EVM）1957年美国海军首创。1967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成本/进度控制体系规范》（C/SCSC）并强制执行。其中QCD是指每一个WBE的质量成本进度（Quality Cost Design）；技术就绪水平（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TRL），1995年NASA提出TRL概念。2002年颁布军事采办条例DoD 5000.2R，将TRL法律化，其中技术就绪水平分为9个级别。

  从上述美国的案例能够准确的看出，假如没有这个标准，我们的科研将永远停留在“手工业干科研”的思维模式上。科学技术是可以用钱“堆出来”的，但创新型国家却不可能用科学技术“堆出来”！因为创新型国家有一个“底线”指标：为科学技术探讨研究再投入的钱，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以前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所赚回来的一部分利润。

  技术增加值就是在消化吸收美国3个标准（即工作分解结构、获得价值管理、技术就绪水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目前科技界亟须解决的问题，以笔者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来的。

  普遍认为，科技评价最困难。但作者觉得，科技评价并不难。难的是科研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度量。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是缺乏度量标准。科技评价问题能聚焦为两种：一是科学技术状态度量。科学技术度量始终贯穿科学技术探讨研究和管理的全过程。科学技术度量具有微观性、连续性、强迫性、规律性、普适性和世界性的特征，是一种不管如何评价都一定要坚持这样做的基础管理，是一种不带任何偏好的中性管理。二是科学技术评价。科学技术评价是在科学技术探讨研究和管理全过程的几个点上进行的，具有宏观性、间断性、随机性和偏好性的特征，是一种带有明显评价目的的非中性管理。所有评价指标都是围绕评价目的来选择和采集的，难免带有一定的偏好。只要建立了科学技术度量的基本秩序，就会将评价指标的偏好降低到最小程度。正常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度量方面的基础工作应该占到8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应该占到20%以下的时间和精力。但现在似乎“搞反了”。科学技术度量是科学技术评价的基本前提，科学技术评价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度量一直在改进，两者形成闭环校准。如果没有建立科学技术度量的基本秩序，评价指标的偏好就会影响客观性。实际上，科技评价的通用模型是：

  初始状态：科研项目研制的起点；目标状态：科研项目研制的目标终点；技术增加值：科研项目真正研制的内容。真正的科技评价能更加进一步聚焦为：一是评价这三种状态的数据是不是真实可靠，二是评价这个等式是否成立，三是用什么度量衡计算它们之间的差值。

  普遍认为，尊重科技规律就是要尊重科研有一定风险这个特殊性规律。但作者觉得，尊重科技规律就是尊重技术就绪水平九级台阶这个普遍性规律。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是缺乏普遍性规律的指导。科技规律问题能聚焦为两点：一是科学技术探讨研究的特殊性，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占科技行为的5%不到；二是科学技术探讨研究的普遍性，这是可以提炼为数学模型来指导科学技术探讨研究的，占科技行为的95%以上。通常说的科技规律是指科学技术研究行为的普遍性规律，而不是它的特殊性。美国在2003年5月22日出版的《新千年计划》中提出：科学技术进步不会以一种有序或者可预见的方式产生并逐渐成熟，当然也不会以稳定有序的步骤来实现，但是从灵感第一次闪烁到最终形成生产力（货架产品），科学技术进步规律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在持续不断的增加理解、不断模拟仿真以及不断通过小进步给人信心的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步进”过程。九级技术就绪水平（TRL）基本上可以划分这一过程中的台阶或里程碑。科学技术进步尽管不是线性的道路，但里程碑必须一个接着一个地通过才行。科学技术进步尽管会有跳越，但不影响里程碑九级描述的基本规律。我们整天喊要尊重科技规律，到底什么是科技规律呢？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和数学表达式。尊重科技规律，不是让我们忍受“拖（拖进度）降（降指标）涨（涨经费）”，而是让我们按照九级技术就绪水平（TRL）所表示的九级台阶这个数学模型，衡量每一个科研项目的技术增加值。

  普遍认为，科学研究要宽容失败。但作者觉得，要宽容失败不等于不计较失败。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不是缺少宽容，而是缺少计量成败的指标。在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像中国这样对失败宽容的国家了。一笔上亿元的科研资金下去时，看不到这个科研项目可以计量的预期指标。这已经不是宽容，而是糊涂，甚至是“犯罪”，这样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科技工作人员的“生育”能力。中国政府2007年科技投入近2000亿元，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总结报告都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另一方面技术对外依存度70%以上。这种反差说明，我们没认真计较每一笔投入的成败。美国政府投资的每一个科研项目，都要由第三方（审计署）进行目标审计（原来预计的目标是不是达到）。经常通报国防部哪一项计划未达到预期目标。从现在官方的统计资料中能够正常的看到，基础研究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这样的重点项目，科技投入全部都是“真金和白银”，但科技产出大多数都是专利和论文。这怎么能服众？这都是纳税人的钱！一个组织，只有斤斤计较成败得失，创新的加速度才可以做到一定的“门槛值”。如果一个组织总是用大量的篇幅总结成绩，仅仅用“但是”说明问题，这个组织永远成不了创新型组织。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在《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中表述：2007年，中国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上升为第15位。R＆D人员全时当量排名第一；R＆D经费总额、企业R＆D经费总额、论文发表量、本国人专利授权量等6项指标排在前10位；基础研究是否增长的长期经济发展指标从第6位下降到第17位。这个数据说明，我们政府的研发经费在增长，我们的科研选题支持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关联性在下降。这能说明我们的科技规划是有效的吗？连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是以近期能形成生产力作为优先安排项目的条件。

  《科学技术进步法》已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评价制度。由此看来，现在的评价办法还有许多待完善之处。中国科技工作人员数量世界第一，为什么技术对外依存度却在70%以上？如果说科技投入不足是个问题，那么科技工作人员投入产出太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因此，在一套法制框架下建立“能够对每一笔科技投入产出进行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就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现实意义之所在。